别了,一生与足球为伴的李元魁先生

8月12日,著名评论员詹军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:“李带队走了。在家里睡梦中行走,愿你能在天堂微笑,永远伴随着足球。”导演李逝世,享年87岁。从球员到教练再到解说员,他的人生从未脱离过足球。《足球周刊》于2013年11月对李的指导做了专题报道,并在此重新发表作为纪念。

世界之首/孟凡达

2013年11月7日上午,当完成欧冠解说的李走进北京南站时,看着他进站的著名解说员詹写了一条微博:“打车到南站,把李导送走。80岁的他可以留在天津,享受天伦之乐,但他坚持每两周坐火车,熬夜陪我解说欧冠。这是一名上世纪50年代在匈牙利留学的国脚,见证了传奇的普斯卡什踢球。谢谢你的足球。让我们有一个忘了年的老人,有一个优秀的评论员,有一个值得致敬的长者。”截至目前,这条微博下有近1500条转发,1000多条评论和赞。

再过四个月,李老就要过80岁生日了。最近,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戒烟。今年6月4日,李老做了胆囊切除手术,医生是他的粉丝,所以他特意建议李老在治病的同时戒烟。两个月后,当李老完成英超第一轮解说,经过天津电视台吸烟区时,他终于反抗了,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现在。李老笑着说:“医生说戒烟后我可以再谈几年这个游戏。我很开心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足球。”

我们生命中的日子

鲜为人知的是,李老在匈牙利期间用一年的津贴买了一台相机,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。然而,在李大儿子出生的三年困难时期,他在郊区用那台相机换了100个鸡蛋。现在,连相册都因为几次搬家而丢失了,但那些场景依然存在于李老的记忆中。不久前,这个深秋的下午,李老带着作者回到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

1953年10月10日,19岁的北京人李随集训队“中央运动训练班”落户天津。当天,由于到达天津时已是深夜,李和队友们在民源大厦旁边的重庆路100号(现为龚新展在重庆路64号的故居)走廊里过夜。几天后,他被正式安排在幸福(今幸福里)定居。李老说,从那以后,他就成了“天津人”。

因为天气越来越冷,五大道及周边场景的氛围变得单一。但李老仍然饶有兴趣地回忆着60年前的场景,不仅兴致勃勃地画画,还在故居和单位拍照留念。这时,一个马车夫走过来,试图拉着李老重游,后者的话匣子立刻被打开了。“我比做旅游生意的人更了解第五大道的一切。我在天津待了大半辈子,最后还是倒回了根,还在天津。”来到天津的第二年,李迎来了自己足球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1954年8月,他成为第二批被派往匈牙利学习的中国球员之一,因此亲眼看到了超级巨星普斯卡什和门将格罗希奇的球技。三年后,国家体委主任荣高堂、黄忠决定派国家白队到天津参加全国联赛,李再次回到这里。当时,在这支在全运会、全国甲级联赛和未来的全国足球锦标赛上获得5次冠军、5次亚军和5次亚军的球队中,李并不是主力球员,而是因为擅长多个位置而成为重要的轮换球员。后来,在他结束了球员生涯后,他成为了天津队的助教,最终接替了曾雪麟担任主教练。

文革后,李多次带领天津队访问非洲大陆,为他日后成为外援教练铺平了道路。1978年,李接替丛掌管毛里塔尼亚,非洲之行正式拉开帷幕。当时,远离阿尔及利亚的非洲杯预选赛已经上线,但毛里塔尼亚买不起直飞阿尔及尔(阿尔及利亚首都)的机票,所以选择了便宜的机票,转飞摩洛哥后才放弃。然而,原本想在卡萨布兰卡睁开眼睛的李老,却遭遇了随之而来的烦恼。他和翻译被扣留在机场。“碰巧国务院副总理陈要访问摩洛哥,他们害怕破坏外交关系。让我们过去吧。”

虽然经历外援已经30多年,但李老依然记得很多细节,比如到达时间、训练内容、剧集等。“我们周三抵达阿尔及尔,习惯了周四下午的训练。然后队长告诉我是明晚的比赛。

当时我就急了,我说你怎么不早说,你们在灯光球场踢过比赛吗?”结果,李老的担忧成为现实,毛里塔尼亚的守门员因为多次无法看清高空球,球队最终1比7败下阵来。当然,有趣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:一次李老带队去塞内加尔,但球队乘坐的大巴车没有玻璃,他随即展开抗议,结果被批评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;另外,李老曾申请国内援助几个训练球,但还没漂洋过海,球在船上就没了。李老说,近三年的援非经历就像是奇遇记,太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却意外地成为晚年的谈资。

〇 从新加坡到北京

因为所处时代原因,如今的球迷群体中没有多少人见过李老奋战在球场的英姿,他们熟知李元魁的名字,就是因为其解说员的身份。说到李老“触电”的开始,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。

在国家白队刚被调到天津时,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由王兆德一人解说足球比赛。而因为李元魁和刘荫培这两名球员是北京人,普通话标准,所以王兆德时常在二人打不上比赛的时候请他们轮流帮着评球。至于李老在解说行业真正的领路人,就是蒋群(和韩乔生是同时代的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),“没有他的邀请,我不可能走进电视这一行。”

从1997年开始,李老就和蒋群帮助香港卫视转播天津队在甲A的比赛,那时二人可谓“空中飞人”,几乎场场都是现场解说。而在这期间,李老又与ESPN的主播刘勇结识,遂自1999年开始与后者在新加坡搭档。不过,虽然顺利进入了这个行当,但一些困难和挫折也随之而来,令李老印象深刻的两次事故,也是发生在这个阶段。“记得有一场意甲比赛突然遭遇大雾,看不见球,旁边主持人还能一直在介绍背景资料,但我却哑口无言。还有一次解说英超,射门打在边网上,我说进了而且连说了三次,可慢镜头显示确实没进。这两次经历对我刺激很大。”正因如此,为了尽快提高自己在解说方面的技艺,李老开始了人生第二次下苦功(第一次是参加国际足联高级教练员培训班)——他表示自己的努力程度甚至超过了学生和球员时代:从不会上网的李老天天泡在公司请年轻人指导如何使用搜索引擎,还逐渐摸清了英超电视镜头的切换规律等等⋯⋯

2007年,李老选择从新加坡回到国内,他的解说生涯也迎来新纪元,“回国后我不再和任何媒体签书面合同,就是口头约定,能说一场是一场。”如今,李老除了每周会为天津球迷解说英超,也仍然会隔周到北京与老搭档詹俊一起解说欧冠。李老进入解说行业十余年来,虽然解说的地点、搭档总会市场变换,但他自ESPN时期养成的规律作息却从未改变,直至今日。

李老会在平常每天天亮前就起床,然后收听新闻,待到日出后,他会外出早餐和散步。而在比赛日前两天,李老开始准备解说资料,一般一场比赛的准备时间在4到6个小时之间。至于比赛日转天,他都会闭门休息,随后还要为解说过的比赛做一些小结。值得一提的是,现在李老除了用电脑之外,也在开始尝试用平板电脑查阅资料。李老谦虚地表示,自己搜集资料的方式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,也是看专业报纸和门户网站,不过李老看新闻无疑更加细致,同时还会做一些笔记。在李老的解说中,我们听不到大喊大叫和雷人雷语,但李老的经验却富含丰富的营养,“十分准备,三分运用,有备而来,恰到好处。”

〇 他的足球观

众所周知,李老近年一直只解说欧洲联赛。然而在外界看来,年岁已高的李老似乎更适合下午或晚上开赛的中超或是国足赛事。对此,李老有着自己的坚持,“正因为我岁数大了,没这么多觉睡了,欧冠3点45分跟我每天起床的时间差不了多少。至于中国足球,我不好做评价,毕竟言多必失。举个例子吧,英超几支强队我都喜欢,我欣赏穆里尼奥和弗格森,喜欢有感染力的教练,而对温格就不太感冒。这些观点在英超转播中可以随便讲,私下里也能说,但要是放在中国联赛我就不好谈了,何况与很多从业者还认识。”

其实,李老一直以敢言直言著称,如今对于国内足球圈有了戒心,还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:很多年前山东媒体曾专门请李老座谈,席间有球迷问李老觉得桑特拉齐水平到底如何,是不是该下课了?李老直言不讳道,你去问老板吧,职业联赛终究是由老板决定的,事后,此话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一阵讨论;还有一次,有媒体曾就国内一些比赛和球员的表现采访过李老,李老虽然客观评价,但还是引起某些利益方的曲解,这让李老或多或少有些寒心。

当然,即便李老已避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中国足球的看法,但他依然会收看中超联赛。其中,李老不仅对几位老牌解说员非常尊重,对一些京津沪涌现出的“80后”解说员也是颇为欣赏。不过李老也直言不讳地表示,中国国足球大环境让一些主持人和评论员有意无意在迎合某些东西,倾向性与地方色彩过浓,“我以前在ESPN就是代表本人观点,一人之见想怎么说怎么说,我说的不好说的不对都是我的认识,我会负责。至于现在,我也不想再去解说中国足球,我80岁的人了,既不想以老资格自居,也没必要树立什么对立面。”

这就是李元魁,一位来到耄耋之年依然与足球为伴的老人。

李元魁小传 文/戴格立许

1934年3月,李元魁先生出生于北京。他自幼喜爱足球,在广安门小学时就爱踢小皮球,后考入北京三十一中学。而在体育老师徐琪的启蒙下,李元魁开始对足球有了一些认识。

1952年底,李元魁被选拔进入北京青年队,他的队友中有后来国家队的“三刘”——刘国斌、刘荫培和刘福生。1953年2月,北京青年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的11城市青年足球锦标赛,身披14号球衣的李元魁担任右后卫,他虽不甚勇猛凶狠,但脚下功夫娴熟,运用技术合理,防守上善于选位、补位。

1953年底,李元魁进入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足球队,也就是国家队。1954年8月,他成为第二批被派往匈牙利学习的青年选手,同行的有曾雪麟、孙宝荣等共十人。对李元魁个人而言,这段经历促使其提高了足球技术的运用意识,提高了战术素养甚至包括从教之后的指导思想。

1956年是奥运会年,李元魁先生虽然未能入选中国奥运足球队,但他和其他11名留学匈牙利的队友组成的北京青年二队,并在当年4月的全国联赛甲组比赛中,以不败战绩获得冠军——这也是其球员生涯唯一一个全国冠军。1956年10月,李元魁再度入选国家队,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、朝鲜、越南三国足球友谊赛。

1957年初,国家队集训制度进行重大改革,原北京体院队和中国青年队的选手被分别下放到北京和天津。李元魁先生和13名队员来到天津,开始其历经四十年的天津生涯,这也是很多人以为李先生是天津人的缘故。

1957-61年间,李先生代表天津队三次参加全国甲级队联赛,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各一次;代表河北队参加第一届全运会获得第二名;1958年,李元魁随天津队出访亚非三国,同年11月,苏联塔什干棉农队来华访问时,李先生还曾被借到长春队迎战。在天津队期间,李先生除踢边后卫外,也踢过前卫和中卫。

1961年,27岁的李先生正式退役,开始走上教练员岗位:他先是在南开中学队、天津青年队、天津二队搞了三年青年队训练工作;1964年,李元魁先生开始在甲级队——天津队担任教练工作;两年后,李先生出任河北青年队主教练,率队征战全国甲级队联赛,遗憾的是,联赛还未踢完第一循环,由于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,比赛被迫终止。在此之后近20年时间里,李先生又分别担任过天津队主教练、领队、天津二队教练以及天津女足领队兼教练,并获得过全国联赛亚军、集体三等功等荣誉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曾在1978年12月被派往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做了两年援外工作。

中国足球职业化后,虽然李先生年事已高,无法奋战在一线,但他仍然长年担任过相关顾问工作。而在上世纪末,李先生开始在香港卫视转播甲A比赛,后来又去ESPN卫视体育台中文部做华语解说嘉宾工作。其实,李先生和解说工作是早有缘分,据他回忆,50年代末刚调到天津时,电台有个王兆德解说足球比赛,需要找个搭档,遂就到天津队先后找了刘荫培和李先生这两个京片子⋯⋯那也是李先生第一次“触电”解说。

本文原载于第603期《足球周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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